红遍大江南北37岁香消玉殒她那些财产让儿子和养母打了官司

  即使迷雾重重,时间也会还原真相。自从八十年代周伟撰写的新版《我的妈妈周璇》出版后,再谈“金嗓子”周璇当年的死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随便糊弄过去的答案了。

  周伟生于1952年,是周璇与唐棣所生的小儿子。8岁时,被周璇好友黄宗英收养。后来成家后,他与妻子接受采访,所披露周璇死前的一些内幕以及不少读者结合一些资料提出的看法都表明:37岁便早逝的周璇是受人迫害而死,属非自然死亡。

  由于周璇是红极一时的一代影后歌后,其作品不仅红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更是随时间的沉淀,收获一批又一批观众。当由其至亲之人曝出的内幕,必会引起轰动。然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故我将告诉诸位较为合理的猜测。

  因遭他人嫉妒而受迫害。依周璇的儿子周伟及其妻子常晶之意,周璇的死和财产有关。

  周璇,1920年,出生于常州一户姓苏的人家,短暂的一生却有三段皆被抛弃的婚姻,可谓情场失意。

  幸得伯乐——被称“中国流行音乐教父”的黎锦晖赏识,获一机会进入当时人才辈出的娱乐公司——明月歌舞剧社学习,从此事业蒸蒸日上。

  1934年凭借歌曲《五月的花》成名,同年她在上海《大晚报》举办的“广播歌星竞选”中名列第二。

  1937年主演的剧情片《马路天使》成为其表演生涯的代表作,而由她演唱的影片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亦流行于华人地区。

  1941年评选,周璇在当选《上海日报》举办“电影皇后”后却婉拒了“电影皇后”的荣誉。

  1947年主演爱情片《长相思》,由她演唱的影片插曲《夜上海》成为华语歌坛的代表作品之一。

  纵观周璇毕生舞台事业,不难发现她在演艺界的地位很高,热度高居不下,行程安排也很满,所以她的财产不容小觑。

  举个例子,据周伟所说,母亲周璇在香港拍电影《清宫秘史》时,片酬是一根金条一个单元,而这部戏一共有16个单元,由此可得周璇的片酬之高,财产之多。

  保险起见,周璇曾成立周璇财产委员会。不过,周伟出国时,并未能带走一分钱,并表示,当时上海的某单位私自动用了周璇很多的金条,用来购买国外的电影。

  后来他们问及原因时,工作人员只是说那是单位上的需要,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还有一点就是在周伟几岁的时候,周璇给了他一个小盒,小盒里记有许多财产的下落。但是后来,小盒放在养母那里后突然失踪了,到底被谁拿走了无人知晓。

  这也是1986年11月初,已在北京工作的周伟一纸诉状将养母黄宗英诉上法庭的原因。

  虽然最后周伟胜诉,可也有众多人认为他是个“伪孝子”,只是借周璇之名获得曝光率。

  首先谈及母亲周璇时,周伟一直对钱耿耿于怀,其次不顾恩情,把抚育他成人又正在生病的养母黄宗英硬生生的扯进了一桩财产争夺案中。

  8岁便送给黄宗英去抚养的周伟,于道德上不应恩将仇报,毕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如果黄宗英确实存在周伟所说的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那些财产是母亲周璇多年的血汗钱,就算是养母,也无权处理吧,坚持处理的话,恐怕周伟也具有知情权。若周伟真爱母亲,想要为她讨要说法,也情有可原。孰是孰非就由证据来定夺,旁人又有何理由对其道德绑架,横加指责,不要忘了我们只有路人甲的身份。

  此外,周伟夫妇列出了很多相关的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母亲周璇是被他人害死的:

  证据一:有一次,他们到母亲周璇所在的精神病医院去调查病历档案时,工作人员说要向上级汇报,可第二天再去,病历档案却被销毁。不过,医院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名人的病历档案是不能销毁的,这种做法像是在掩盖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证据二:据当时医院的一个护士长所说,周璇有一次发高烧,而值班医生却不顾众人劝说,坚持不救治周璇,任其高烧不退,感觉该医生是受人指使,居心叵测。

  证据三:据当时精神病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精神病院会用各种方法强迫病人吃镇定药。即使是个健康的人,也会身心疲惫,精神衰弱,患上所谓的“精神病”。

  证据四:周璇在精神病院时,受到拘禁,不能与外界交流,并且名字都被改了。当时周伟想见母亲都得隔着铁栅栏。即使当时的各级领导都十分关心周璇的病情,可为什么还被“蒙骗”就有待考究了。

  证据五:据上海房管局给出的资料表明,在1956年,周璇在上海的住房就已被没收,而周璇是1957年逝世的,不知为何,人还在,却没收房子?

  证据六:周璇的追悼文章难以服众,因为她7月份发高烧,9月份去世,但死因却是“急性脑炎”。

  证据七:周璇死后,在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演艺界名人死后会立即详细报道和公布过死因的背景下,却有很多报纸相继详细地报道了她的死亡原因,,当时的做法就像有人在暗箱操作,引导议论。

  关于周璇真实死因,我们也可从周璇在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写给她在香港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并于1975年被刊登在香港《万象》杂志上的九封信里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书信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所以,这九封信是可以较大程度还原当时周旋所处环境,最能感受她情感的波动,以及较为真实地了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的一手资料,可信度较高。

  “……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处寄存,多费心!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道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

  这是周璇写给李厚襄的第一封信的内容,细读你会发现周璇是具有一定的理财头脑的。因为她懂得“鸡蛋不能同时放在一个篮子里”,把自己的财产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股票委托李厚襄代管,另一部分公债票则收归到自己手中。不过,换个角度思考,这不失为周璇想给自己留后路一种做法。

  1951年2月12日,周璇给李厚襄的第三封信中提到,她因播音唱了歌,在报上挨骂,并表示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不知怎样去应付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此时的周璇已经嗅到危险的气息,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所以,她在信里请李厚襄在香港和张善琨、邵屯人等电影制片商想想办法,寻找退路。

  “……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怕自己情绪不好,怎么能工作呢?最大原因还是厌倦了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戏最好,来港后决定去南洋,能否把歌在上海练好,希望你来上海,我们计划一下弄得好好的。到时还得和邵老二商议,让他帮忙,我们能去唱歌他一定高兴,……你说怎么样?反正这唱歌我一定会实行,这钱为什么不赚?不过是时间问题,暂时小孩不放心,所以想在上海待着不拍戏,也不知行吗?拍呢也真没意思透了……”

  “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赴南洋)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看完以上周璇写给李厚襄的第四和第五封信,你会知道,其实周璇已经计划去南洋演唱,不想拍戏,可又怕上海对她不满,内心充斥痛苦和矛盾,还要求李厚襄对此事保密。可见周璇在上海的处境愈发艰难,一件件烦心事压在心头,郁郁寡欢,无处又无法释放。

  显然,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积压的繁多问题是她产生精神抑郁症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诱因。故而,后来的议论把周璇精神失常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她个人生活上的做法是片面的。

  1951年4月,长期压抑又不能自我调节的周璇,精神出现了异常。在写给李厚襄的第六封里直言,她很害怕。

  痛心的是,周璇写给李厚襄的第七封信之后,她又出现了一些前期症状——幻觉妄想、敏感多疑、思维破裂。

  因此,后面再有的信件,都是在她时而糊涂时而清醒下写的信,可信度大打折扣。至于她所说的“身边人对她有恶意”,也不可轻信,因为精神病患者都认为别人会害自己,有妄想症。

  由于案件相隔时间太久,证据缺乏,学者想要查明真相难度较大。若又真有人暗中操纵,只手遮天,难度更加大。所以周璇的早逝,说明了演艺圈由来已久都是遮了一块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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